（3）期权是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数额的权利金后获得这种选择权。看似公平，实则完全非法。买方交纳的权利金并不是用来违约后给卖方做补偿的，而是用来保证卖方必须履约的，也就是说，如果卖方没有在应该履约的时候把标的物按约定价格卖给买方，卖方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于期权这种产品是虚拟产品，对实际经济生活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其非法性对社会的危害几乎表现不出来，如果实际经济合同也以这种方式履约，那就天下大乱了。

举个例子：一个生产商（卖方）与一个经销商（买方）签订供销合同，经销商支付了权利金（也就是定金），到了生产商交货时，经销商说：“你的货不好卖，我不要了，定金赔给你作补偿。”这合法吗？绝对不行。经销商的定金是保证生产商如期按量交货的，如果交不了的话生产商要给经销商赔偿损失。但是，如果经销商随随便便就不履行合同了，那生产商的货卖给谁去？如果所有的经销商都这样做，那生产商还活不活？在经济合同履约中，一般只有不可抗力出现才可以不履行合同，否则，不但要支付违约金，还要支付赔偿金。

同时，期权违背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期权的买方只有权利，卖方只有义务——任何权利的实现总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生的，可以不履行义务的权利是绝对权利，是腐败权利，这完全违背了法律的最基本精神，与正义背道而弛。西方社会号称法制社会，自由公正，三权分立，为什么会允许一种完全违背法律正义精神的商品在广泛销售？法理何在？公义何存？

以后美国财长保尔森再来和我们谈金融开放的问题时，建议中央跟这位仁兄交流一下期权类产品的非法性问题。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我们总不能跟着犯法吧？

（4）互换。顾名思义，就是你的钱我用我的钱你用。这不是明摆了给犯罪分子钻空子的机会吗？自己的资金自己人使用还有监管不到位出事的时候，自己的资金放到别人手里，天知道能出什么事。都说“在西方法律钻人人的空子”，法律多么的健全，看看这些金融产品，怎么感觉都是在说谎呢？

不得不说明的是，大多数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如远期、期权、互换等都属于表外业务。表外业务就是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增加银行收益的业务。不要以为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就能白捡大便宜，恰恰相反，经营者更危险了，因为他们往往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巴林银行就是死在表外业务上的，法国兴业银行亏那49亿也全拜表外业务所赐。表外业务发展过程中，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性标准）要居首功。当初，美英两国央行联手推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全世界的银行搞投机的，为了推动全球经济泡沫化的。他们自己的银行都是造泡沫的高手，自然不吃亏。可是，那些本来通过对实业的投资来赚取合法利润的银行怎么受得了这种东西？因为它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太高。银行为了赚钱只能扩展金融衍生品这类表外业务——这叫什么国际标准？完全是在逼良为娼！

2、从金融衍生品的特点看金融衍生品的危害性

（1）高风险性。金融衍生品号称是为了“避险”而出现的，可是，它出现了之后，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更大了。看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次金融危机，那一次没有金融衍生品的功劳？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没有卷入其中，不是中国的经济体质多么强健，而是中国经济没有开放，也没有那么多的金融衍生品存在。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经济远不如东南亚各国好——四大银行性术性破产就在那个时候。如果中国经济也象东南亚国家那样开放，如果中国的金融创新也象美国那样发达，恐怕当时的中国人得有一半上大街要饭去了。

（2）高杠杆性。以小搏大，给了金融赌徒们获得暴利的机会。结果就是风险多倍放大，个别风险放大成了系统风险，为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后面分析对冲基金的时候再做详细说明。

（3）虚拟性。金融衍生品是建立在现实基础资产之上的，但它们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基础资产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倒金字塔”。

经济“倒金字塔”理论是德国经济学家特南鲍姆提出的，他认为，各国全部经济金融化的价值可以构成倒置的金字塔结构：第一层是金字塔的底，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物质产品；上面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贸易；第三层是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最上层是完全虚拟的金融衍生品。

现在的金融衍生已经发展到了发疯的地步：1980年时，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是零，到2006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却达到370000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8倍多。如果没有金融全球化，倒金字塔是不可能高速发展的，倒金字塔的发展，就是西方国家整天玩“以钱生钱”买卖的结果——这倒有意思，不用干活，对着开支票就能发财，就能过好日子，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当然不是，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卖苦力，人家自然可以靠画假饼来换真饼。不过，傻子都知道，头重脚轻是要摔跟头的。倒金字塔能撑多久？轰然倒地的时候，就是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日子。在下一节有对次贷危机那个小倒金字塔从建立到倒塌全过程的详细分析，可以帮助大家见识一下西方金融精英的能耐。

中国如何逃此一劫？ 避免经济泡沫化，改变单纯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如果中国经济体没有泡沫，这场浩劫将与中国无关，反而可以给中国崛起的机会。泡沫就是泡沫，再大也冲不动石头，弄不好反被石头刺破把自己栽进去。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对外依赖性不大，在倒金字塔倒掉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就会很小；反之就是大麻烦。

3、 从资产证券化看金融衍生品的非法性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的行为。乍一看，很合理，可以增强流动性，大家的投资机会也增加了，多好。但是反过来想一下：人家为什么把发财的机会让给你？谁傻呀？

还是用一个事例来说明资产证券化的危害吧，这个例子就是今天备受世人关注的次贷危机：

在美国，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无法通过贷款买房子，因为按照严格美国房屋贷款审查程序审查，他们是达不到标准的。但从1980年以来，美国一些投资银行开始降低贷款门槛，这就出现了比以往信用标准低的购房贷款，这就是“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

次贷的出现，好象是一件好事：对买房人来说，零首付可以买房，非常有诱惑力，虽然要付出更高的、随时的浮动利息；对放贷机构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两边都有好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运转良好，次贷没出什么事。进入21世纪后，次贷风行美国。特别是 911发生后，为保美国经济稳定运行，格林斯潘不顾一切的放水，4年内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这一下可好了，泡沫有了疯狂膨胀的机会。所以，今天的次贷危机里面，绝对有格老的大功。

超低的利率、无需担保、无需首付，房价一路高升，不买房子的绝对是白痴。欣欣向荣的美国，天堂一般的美国……

在次贷发展最快的2003"2006年，投行稳赚超高利润，贷款人房产升值， 绝对双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贷款人能得起款的前提下的，如果到时贷款人还不起债了，那可就砸锅了。到2006年末，次贷已经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规模达到了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泡沫吹到了足够大的时候，就到了挤破的时候了，不然怎么抢钱？从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逐渐提高到5.25%。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本来次贷的贷款人就是穷人，这时房价一跌，他们还不起贷款了。投行就开始收贷款人的房子，不过，这时收回的房子现在也没人要了，还在不断贬值，许多投行的周转也困难起来。从2007年2月开始，问题全暴露出来了，结果，新世纪金融公司第一个趴下了。

如果只是次级贷款出了问题，也算不得一件大事。因为次贷占美国整个房地产贷款的14.1%，大约在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之间，据高盛测算，里面的坏帐只有4000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的GDP就有15万亿美元，完全消化的了。可问题是金融创新在里面使劲了——资产证券化：

美国的投行也知道次贷高回报的背后是高风险，为了防范风险，也为了找到更多的资金来源支撑更大规模的放贷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他们就打起了金融创新的主意，将一个个单体的次贷整合打包做成次级抵押债券CDO。干这个生意的投行都是欧美的顶级银行，象美林,，花旗， 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等。但是，这个东西的高风险性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销路不畅，怎么办？这难不倒银行家们，他们把债券分档：优先产品、中间产品和股权产品。优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质量好、收益比股权产品低一点。然后找来穆迪、标普这些世界级的信用机构给优先CDO评了个AAA级。然后，银行家们开始大施拳脚了：

先在无人监管的“洗钱天堂”开曼群岛注册一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SPV（特殊目的机构），用它把所有的CDO买下来再销售，这样将来有一天CDO捅了篓子就与投行们没有关系了。有了3A的等级，又有高利润，各种大型投资基金和国外投资机构纷纷吃进优先CDO。

剩下的高风险的中间CDO和股权CDO可就没人要了。当然，这点小事考验不住顶级银行家的智慧。他们再出钱成立了独立的对冲基金, 然后将中间CDO和股权CDO高价卖给了对冲基金——以后再出事就全是对冲基金的了。在格林斯潘超低利率的支持下，形势一片大好，房地产市场繁花似锦，次级贷款拖欠的比率也远低于原来的估计。CDO的购买者们抱着高利润的CDO哪舍得出手？结果，CDO市场一直是门可罗雀。因为没有可靠的价格信息作参考，金融监管部门允许对冲基金按照内部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标准。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收益率允许随便吹。很快，高利润招来了大量的投资者，他们大把的投钱入伙抱着中间CDO和股权CDO的对冲基金。既然所有人都看好这些CDO，在对冲基金经理拿着它去找商业银行要求抵押贷款时，商业银行就不能不给面子了。他们大把的借款给对冲基金。在这期间，对冲基金向银行抵押贷款的杠杆比率最高的能达到15倍。对冲基金拿到商银的钱,再向自家的投行买进更多的CDO。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

随着次贷被打包做成了次级抵押债券，单个的贷款风险变成了打包债券的整体风险。一旦部分贷款变成了坏账，整个一包次级抵押债就变成了“垃圾债”。风险也从投行转到了次级债的购买者手里。目前，这些次级债主要分散在五类金融机构手中，包括银行(31%)、资产管理公司(22%)、对冲基金(10%)、保险公司(19%)和养老基金(18%)。现在，这些金融机构损失惨重。到今年1月底，花旗、汇丰、UBS、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撇账900亿美元；当然，欧洲的银行也受损不轻，包括法国兴业银行、巴黎银行，英国北岩，瑞士瑞银。

在各国购买了次级债之后，风险就转移到了美国之外——全世界人民帮助美国穷人购房还贷。谁说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雷锋？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一次挤破次贷泡沫打劫的对象主要是欧盟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巴菲特说得好，这些证券可能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象一个吃人的怪物。现在，中国也在忙着资产证券化。看来，许多中国人喜欢怪物，管它吃人不吃人。

现在，虽然中间CDO和股权CDO卖的很好，但是，如果出现了违约，风险还得由银行家们承担，怎么才能把风险转嫁出去呢？再进行一次金融创新——信用违约交换CDS。CDS是一种和保险合同类似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个产品也由投保人和承保人两方组成，投保人是发行CDO的投行们。投保人把CDO的违约风险卖给承保人。承保人就可以按月从投行那里得到一笔收入。在风险出现以前，承担风险的承保人并不需要出任何资金，也不需要与被保险的CDO有任何关系，只需要顶上一个承担CDO违约风险的人头就可以按月得钱。当然签订合约的两方都可以把CDS合约转售给其它人。这个CDS的确有诱惑力，之前一分钱不用出白赚收益！这不是天上掉馅吗？许多金融机购纷纷作为承保人买入合约。同时，许多买CDO的投资机构也从投行那边转买CDS成为投保人来避险。CDS想不火都不可能了。如此一来，投行手中的垃圾CDO的风险又转移了出去。

在次级债市场开顺车的日子里，信贷违约掉期合同是非常便宜的（就是说每月付给承保人的费用很低），因为大家都认为次级债没有什么风险，低风险的保险合同自然是低价格的。不过，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了，保费就开始上涨，这时购买CDS就非常的不划算了。之前的承保人也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得替CDO违约风险买单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投行又在CDO的基础上进行了再一次的金融创新，这是一种什么好东西呢，就是投行把自己卖股权CDO的每月收益垫底，发行一个用来购买CDS的基金（做CDO的承保人）。也就是说，购买者现在顶一个承担CDO违约风险的人头，就可以按月从CDO投保人那里得钱，在CDO出事之前不用做任何事；而且，如果CDO出现了违约风险，投行还有个底子先垫在那里赔，它赔完了别人才会赔——常听人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的人顶着，这回真在华尔街遇上了，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找的好机会，不抢那叫傻子！ 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外国银行又纷纷加入了购买行列……

其实，股权CDO的违约风险是CDO中最高的，当这些垃圾债券出现大比例违约时，哪里还有什么收益？所以，当天真塌下来的时候，世人才明白，原来自己是为华尔街顶着的。

在CDO风行的时候，华尔街的天才们还发明了另一个金融衍生品ABX，它叫次级房屋贷款债券价格综合指数。当次贷风险升高、CDO价格下跌时，ABX指标随之下滑。这个ABX有点象股指期货，股指期货可以卖空股指获利，ABX则可以看空次级债市场获利。在死伤遍地的次贷危机中，有几个对冲基金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大发利市，其中一个叫保尔森的，就连索罗斯都其“请教”做空楼市的细节（是不是演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然，高盛也通过看空次贷市场收入了达40亿美元，冲销了在次贷证券上的10多亿美元损失。他们的做法也不复杂：就是买入CDS信贷违约保险产品（承保人身份），做空ABX指数相关衍生产品。在次贷债券违约不断增多的时候，CDS的价格不断走高，低买高卖赚一笔，ABX指数不断走低，做空又赚一笔。一般说来，做空市场的东西都是资本市场走熊的刽子手，现在还不知道ABX在次级债市场崩溃的过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

当全世界都在为次贷危机买单的时候，华尔街居然还能有人大笔的赚钱，这可真是本事。

美国的国父们有一句名言:“创造价值的不应该贫穷,不创造价值的不应该富贵”，今天控制华尔街的那些富贵人绝对不符合美国国父们的标准。如果今天主宰美国的还是美国的那些国父们那样的共和势力的话，金融衍生品绝对不可能在美国泛滥到今天这一步。他们也绝对不会看着自己人民的财富任由别人劫掠。这是路线问题，古今中国，盖莫能外。今天的美国，是民主的美国；但是，今天的美国，已绝对不是那个自由的美国。

现在总得看一下次贷危机，是一场标准的由金融衍生品引发的金融危机。危机爆发之前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倒金字塔”：第一层是金字塔的底，是为次级信用人建造的房子；上面是建筑商、购买者、银行、广告公司等等；第三层是次级抵压贷款；第四层是次级债CDO；第五层是信用违约交换CDS，上面还有个第六层。当第三层的次贷人还不起贷款时，整个倒金字塔就崩溃了。如果没有上面的三层金融衍生品，危机是受控的；可有了上面的三层以后，天知道牵扯进来了多少企业、银行和国家。

次贷危机爆发只是一个小的倒金字塔倒了，如果那个比世界GDP大多倍的大的倒金字塔倒了，会是怎么的一番场景呢？大家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充分的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在看完了次贷危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的非法性在哪里了：因为债务可以做成债券，债券的流动性又那么好，所以，一旦债务无法偿付形成死债，那倒霉的就是购买债券的人，而不是发放债务的人。在债务不能做成债券转移风险之前，贷款机构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不然损失得由它自己来负担；但是，一旦允许证券化，贷款机构的风险就可以转嫁，这时，它还关心贷款质量高不高吗？它还去严格审核贷款资质吗？它只会拼命的拉人来贷款，然后把贷款做成债券卖出去。用债券的方式投资也好，刺激消费也罢，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前提前贷款质量要有保证，否则贷款就不是在刺激经济发展，而是在埋地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化是在鼓励贷款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是在放纵经济犯罪。如果说放贷是在烤火取暖的话，贷款做成债券就是点了火之后置之不理。

其实，金融创新都是为了增加流动性的。没有流动性是不行的，但是，流动性太强同样不行。拿河水来说，完全不流动的河水是死水，要臭的；但河水流动的最快的时候同样是大麻烦。因为那是洪水肆虐的时候。如果把一国经济体比作一块大陆，那么资金流就是大陆上的河流湖泊，这些河流湖泊里的水都不流动是不行的，因为那样整个大陆将没有生机；但是，水流的太快同样是不行的，那时，水流会冲垮堤岸，为害无穷。当把所有的河流都用运河连通了起来时（相当于越来越多的金融限制被取消），表面上是好事，洪水来了可以分流洪水的压力，但是，如果有人在洪水来临的时候恶意堵住了某些河道、把河水集中灌向某一条河呢？这条河的周围就要遭殃了，河堤被冲毁，村庄田地被淹没……

事实上，在没有恶性破坏力存在的情况下，流动性是必然的。因为资金流动意味着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在一个存在劳动分工的经济体里，进行交换是每个个体必然要进行的行为，因为他们要生存；相反的，我们要担心的是，流动性过强的恶果——为制造危机扫清道路。所以，金融管制是必须的，而且是必须严格的。

4、金融创新创造出的吃人怪兽——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还有好几个别名，其中最好听的一个叫避险基金；其实，许多的金融灾难都是它们制造的，所以，套利基金的名字是最恰当的；因为一般要求入伙人的出资在100万美元以上，与穷人无缘，所以又叫富人基金。

对冲基金往往通过制造市场价格波动，在市场恢复正常状态时获取差价，以获取超额利润。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量子基金通过沽空泰铢远期合约、抛售泰铢造成泰铢汇率暴跌而获得收入。由此可以看出，对冲基金的赢利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

对冲基金以极高的杠杆从银行借贷，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获取回报的目的。通过杠杆效应（数十倍很正常），对冲基金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率。这里就出现了一件怪事：一般说来，银行放货都是非常小心的，他们要考虑对方的还款能力。可为什么他们会给对冲基金如果高的信用额度呢？对冲基金干得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买卖，大银行们为什么会如此信任他们？要知道，在制造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往往可以借到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谁会有这么大的面子？再就是，如果银行这么有把握能赢利，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去投上钱做这些事，而是把钱借给对冲基金去做？这不是给别人做嫁衣裳吗？

对冲基金的组织结构一般是合伙人制。基金投资者出资金不参与投资活动；基金管理者出一部分资金和技能，负责基金的投资决策。由于对冲基金多是私募并且门槛极高，所以基金信息非常保密工作做的非常好。为了避税和逃脱监管，在美国市场上进行操作的对冲基金一般都在巴哈马和百慕大等一些税收低，管制松散的地区注册，募集资金也只找美国境外的投资者——美国政府居然能眼看着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发大财不交税还能做到不闻不问，这里面能没有蹊跷？在他们把市场搅得天翻地覆却美国政府不怪他们，这又是为什么？比如这一次的次贷危机，使用高倍杠杆在一线点火导致次贷危机火烧全球的就是对冲基金。

其实，人家不光不管，还处处护着对冲基金。比如在1998年时索罗斯攻击香港，被港府迎送痛击，这本来是当地政府维护地区经济稳定运行、保护地区居民财产的好事，却被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指责为违背自由市场原则，损害了香港的长远利益，难道香港被索罗斯抢光了才是在保护香港的长远利益？

2007年八国集团峰会上，默克尔主张对对冲基金实施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并为对冲基金的运作制订行为准则。默克尔指出，如果不加强监管，全球范围内运作资金规模已达1.5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可能会对各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威胁。但默克尔的建议遭到了布什和布莱尔的强烈反对，日本也不敢吱声，只有我们胡主席和默克尔站在了同一战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对冲基金的后台不小。

其实，象量子基金那样的对冲基金，本身就是国际金融势力手下的敢死队。他们通过对冲基金制造金融动荡、掠夺别国财富，转嫁风险和责任。比如，在制造危机时如果对冲基金赢了，赢利远在100%以上；如果赔了，结果就借款给对冲基金的银行来买单，损失就成了银行的全体股东来负担了，因为对冲基金的底子本身就少，赔光也都不够，而且还把恶名全兜了去。好不精明的算盘！

第六章、地狱之门与希望之路
1、人类的伟大创举：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不足240年，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为自己在一百年内走向灭亡做好了充分准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地球给予我们人类的太多太多，可我们回报地球母亲的是什么呢？是无餍足地索取。看看今天的地球被我们人类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吧：

（1）水污染。地球上水所覆盖的面积为3.8亿平方公里，约占地表面积的70%。但是淡水储量仅占2.5%，人类实际能开发利用的淡水又只占淡水总量的0.3%。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２倍，而人类用水却增加了5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约50%的饮用水和60%的灌溉用水因使用不当而浪费；全世界每年约有4200多亿立方米污水排入江河湖海，使5.5万亿立方米淡水受到污染，这相当于全球淡水径流总量的14%；过度抽取地下水使许多地区水位下降了几十米；世界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已非常严峻：12亿人用水短缺，30亿人缺乏用水卫生设施，每年有300万到400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预计到2025年，水危机将蔓延到48个国家，约35亿人将为水所困。 现在，我们还不能造水，我们只能设法保护水。不要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理事长拉莫斯不就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为争夺水资源而起吗？

（2）土壤污染荒漠化。化肥和农药过多使用，与空气污染有关的有毒尘埃降落，泥浆到处喷洒，危险废料到处抛弃，对土地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污染。110个国家（共10亿人）可耕地的肥沃程度在降低。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森林植被的消失、耕地的过分开发和牧场的过度放牧，土壤剥蚀情况十分严重。裸露的土地变得脆弱了，无法长期抵御风雨的剥蚀。在有些地方，土壤的年流失量可达每公顷100吨。滥砍滥伐、毁林造田、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使荒漠化情势加剧。现在，地球上每分钟就有10多公顷土地被沙漠吞噬，也就是说沙漠正以每年7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日趋严重的荒漠化正威胁着10多亿人的生存，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与此相关的粮食危机也逐渐表现了出来）

（3）全球变暖。联合国有关机构最新报告预测，假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得不到有效的实施，21世纪全球的平均气温将上升1.8至4摄氏度。如此下去，人类总有一天会掉进自掘的“热陷阱”里而不能自拔。据2500名有代表性的专家预计，海平面将升高，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如孟加拉国、中国沿海地带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多数岛屿） 都将被海水淹没。气温的升高也将对农业和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影响。

（4）森林减少。最新一份统计报告说，全世界森林面积每年都会减少1300万公顷。森林消失不仅影响生物多样性，还会影响水源和土壤，对温室气体减排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大城市里的生活条件将进一步恶化：拥挤、水被污染、卫生条件差、无安全感……这些大城市的无序扩大也损害到了自然区。无限制的城市化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弊端。

（5）工业污染。工业带来的数百万种化合物存在于空气、土壤、水、植物、动物和人体中。即使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大型天然生态系统的冰盖也受到污染。那些有机化合物、那些重 金属、那些有毒产品，都集中存在于整个食物链中，并最终将威胁到动植物的健康， 引起癌症，导致土壤肥力减弱。多数大城市里的空气含有许多取暖、运输和工厂生产带来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威胁 着数千万市民的健康，导致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每年春天，在地球的两个极地的上空仍再次形成臭氧层空洞，北极的臭氧层损失20%到30%，南极的臭氧层损失50%以上。

（6）物种减少。由于城市化、农业发展、森林减少和环境污染，自然区域变得越来越小了，这就导致了数以千计物种的灭绝。地球上物种消失的速度在加快，主要生态系统几乎都存在物种数量下降的问题。科学家们估计，每天都有若干个物种消失，再由于生物链的作用，地球上每消失一个物种，往往会引起与之相关的更多物种的消亡。人类如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地球上近1/4的物种在未来50年内将遭受灭绝之灾。生物多样性是由生物及其生存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大生物圈系统，倘若它的平衡被严重打破，人类恐怕就难逃与恐龙一样的厄运了。

看一下人类改造世界的杰作，真是触目惊心。这是征服自然吗？这纯粹是在慢性自杀！现在我们应该好好想一下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类走上这不归路的？

2、中华民族的伟大成绩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27%；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北方地区因沙漠化诱发的沙尘暴频率加大；中国大部分草地已经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1/3，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我国农作物平均每年受旱面积达3亿多亩，成灾面积达1.2亿亩，每年因旱减产平均达100亿-150亿公斤，每年由于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目前，全国420多个城市存在干旱缺水问题，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每年因城市缺水影响产值达2000亿至3000亿元。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动物资源中，全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有97种，二级保护动物238种。在植物资源中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共有389种。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

在过去20多年里，国内制造业不是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而是朝在另外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举个例子，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在中国，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大量的环保方面专项资金被挪作他用。再举个例子：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说花销，光时间至少需要100年。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2005年，中国刮起了一场环保风暴，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原因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胡温政府为人民办事呀）

我们的成绩也不小。这样发展下去，谁敢说我们还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生活一百年？ 我们想把自己的子孙后代置于何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3、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惹的祸

很显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放纵自己贪婪欲望的结果。我们这个地球可以满足60亿人的生存需要，却无法满足6个人的贪婪欲望。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人类变得如此贪婪？如此可怕？一步步的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还在欣然自得？

答案是：是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就是纵欲经济，它放纵人们的欲望——所有的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满足自己的私欲（以物质需求为核心），却把人类对精神需要的追求扔到了一边。正如赵蕤所说：“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每一个个体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时，也就顾不得整体的利益了——只要能使消费者当时感觉满意就好。

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大多数家庭都有几台彩电。这说明美国富裕。对此，我们也很羡慕，也希望中国的每个家庭也都能摆上两三台。但是，是否有必要呢？对个人来说，是好事，对整个社会而言呢？制造彩电是需要资源的，向大自然无度索取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上面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管吗？政府能禁止一个家庭买两台彩电？还是政府能够限制哪一家彩电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张？所有的企业都要为了生存和竞争对手拼命，如何平衡这其中的利益关系？再拿家用电脑做例子，现在的电脑更新速度极快，绝大多数电脑用不到报废就换了。的确，随时用最新式的机子很舒服，但是，淘汰下来的机子怎么办？还有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更快。有谁知道电脑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垃圾的危害性有多大？它们当中含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这些属金属很容易进入土壤和水里，从而给人类和环境带来长期的危害，而处理这些垃圾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欧美发达国家都为这个东西犯愁。当然，他们为了转移麻烦往往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电子洋垃圾，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国家的山清水秀——其实，中国进口的洋垃圾何止电子洋垃圾一类呢？

这只是一个电子类消费品行业的例子而已，其他哪个行业不是这样？一边是无度的索取，一边是大量的制造垃圾，结果是什么？

打个比方，地球是一个参天大树，人类是数上的蛀虫。在一定范围内，蛀虫从树上吸取养分对大树造不成实质性损害，因为它有再生能力。但是，一旦蛀虫越长越大，数量越来数多时，大树就吃不消了，终有一天，大树会被啃死。之后的蛀虫去哪里生存？再找一棵大树？如果找不到新的大树呢？

只要“要求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人类无度的向自然索取的局面就不可能改变，整个自然环境被破坏是必然的，接下来就是自杀。如果人类还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调整。本来，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纵欲行动就是放纵性的；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势力搞出了所谓的“后工业时代”政策，人类也从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之后人类更加变本加厉起来。本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放任人们的消费、甚至信贷消费，进而让人们还不起债，成为债务的奴隶。但是，“后工业时代”的经济政策鼓励的是浪费性消费品的大量消费，从而大大加剧了人类对大自然供应能力的透支行为。这就更加导致了环境的恶化。我不知道那些顶级富豪们是怎么样想的，也许他们是希望自己的儿孙也能永享荣华富贵，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一起下地狱。他们的儿孙要是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恨死他们那些当父母的呢？如果现在知道了这个结果，他们会不会改变主意、为别人也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留一条生路呢？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也由此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进而到今天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三个阶段，金融资本垄断是垄断的最高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单纯的企业垄断是可以打破的——将垄断企业解体即可；但是，金融垄断是无法打破的——总不能把一个银行家的家产给分了吧？今天的美国，由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得克萨斯财团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命脉，每个财团控制着同一个行业的多家企业，这些财团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种垄断如何打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了。随着金融垄断的形成，专制社会就形成了。原因很简单，既然极少数人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必然是为金融资本代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一来，普罗大众的利益谁来照顾？

有许多人建议，为了对付国际金融势力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也为了给国内私人资本以国民待遇，应该允许中国人开银行。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中国金融资本势力又起来了。就算前面赶走了狼，后面又来了虎，结果还是大麻烦。今天的国际金融势力是我们的死敌，但是，就算我们消灭了他们又如何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还会再出现新的金融资本势力，这是必然的。接下来再消灭第二次的金融资本势力？再出现了第三代的怎么办？

4、 眼前之计

当然，在国际金融势力对我们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的今天，迎接挑战是必然的。所以，下面几方面的功课是必须做好的：

首先要做好宏观发展规划，这个规划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它包括政治稳定和干部队伍整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计划生育、教育科研投入、社会福利等等在内的系统的、长期的规划，以保证做到我们是在社会进步而不是断子孙的后路。

其次解决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问题，宏观层面上必须改变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的局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内需，减少对外依赖性；中观层面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比如家用汽车制造业，根本不适合做支柱产业，必须把各行业的主导权从外资手里抢过来，我们的经济命脉不能让别人控制，微观企业层面就是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步伐，政府政策要配套，以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培养优势产业群，引导资产正确流向，避免经济泡沫过度膨胀。

第三，对热钱的流入需要严防死守。在目前情况下，热情流入中国不一定非要制造股市和楼市泡沫，因为在中央政府的调控之下他们可能没有机会了。但是它们照样可能大批的流入，巨额热钱流入会推动通货膨胀，制造营销泡沫；进来的热钱要控制好，不能任其乱窜，更不能任其随便再流出。一旦这些热钱制造起了巨大的营销泡沫再猛的全部流出，将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引发危机经济，这样对手就可以找到控制我们经济命脉的机会，他们甚至能以此为契机制造社会动乱和颜色革命，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

第四，严格控制金融业务自由化，因为它助长了投机的盛行，金融机构也不再以发挥“经济血库”作用、为经济发展增加血液为核心，转而以投机炒作、“以钱生钱”为核心，如此一来，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通过诚实劳动去换得财富，都去跟着投机，社会风气也会跟着堕落。同时，杜绝金融衍生产创新。

至于国际金融层面，问题太大。要改变就得动大手术。国际金融势力控制着世界金融命脉，他们是不会允许改革的，因为那相当于让他们破产。我们只有把经济结构调整好，降低对出口拉动的依赖，做好足够的能源、矿产和其他战略资源储备（控制相关公司也可以），提高科技实力，增加军队战斗力和企业竞争力，就能稳住阵角，在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时候不但可以独善其身，还能获得逆风起飞的机会。

5、 希望之路

从长远看，只有计划经济体制，才能控制人类整体的贪婪欲望，在人类总需要与地球供应能力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保证既满足人类的正常需要，又不透支地球母亲的体力，这样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单个的国家同样如此）。而且，计划经济更公平，更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幸福，更有利益实现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世界政府也是好事，但世界政府要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而不是替几个人捞好处。

在这里，先通过一个例子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一个班有100个学生上课，现在要给学生们排坐位。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抓阄，抓着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但是这样一来，矮个子的、视力不好的学生可能就坐在了后排，他们的听课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第二，由老师按身高和视力排位子。不过这样在高个子和视力好的人眼里就未必合理了——长得高是错误吗？视力好是错误吗？

抓阄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如果嫌抓阄不过瘾还可以让学生自己解决，自由抢坐，包括武力），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因为身高和视力不好而又坐在了后面的学生的听课效果又如何保证呢？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看，他们是活该自己倒霉。不过，他们听不好课，他们就有可能就直接不好好听课了，自暴自弃，在班上交头接耳，坐小动作，影响课堂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别人听课，这个恶果谁来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颓废主义盛行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公平没有了，某些个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无人管，人人只管个人利益最大化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整体利益最优，所以才会有雷锋，才会有助人为乐，人们才会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物质利益，所以，陪陌生人聊天都要收费，还美其名曰“心理医生”；给人指个路都要收费，因为“信息值钱”。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聊天要不要收费？为教育孩子学好打他两巴掌要不要让孩子给自己打欠条？当我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兽性的社会——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杀死同类，它们会为了争夺食物、配偶、权利和地盘而争斗，但谁都不会去杀死失败者。而人类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同类的黑枪之下，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死在自己曾经的朋友手中。

不要认为欧美社会靠“自由竞争”成功的大企业都是多么的规矩守法，更不要那些白手起家的富翁多么的值得我们学习。那个世界第一CEO所效力的世界第一号的机器制造公司不是在二战中为了赚钱而为希特勒制造专门用于大批量屠杀犹太人的杀人机器吗？这是不是反人类罪？有几个美国的顶级公司没有参与洗黑钱？如果不是比尔 盖茨的美艳情人斯特凡妮捅出了微软支付“反向赏金”(在微软这是贿赂的代名词)的问题，并在法庭上指证盖茨使用非法手段竞争，我们又如何知道盖茨并不是年轻人的楷模？当然，为此盖茨花了80亿美元泡妞费。再曝一下盖茨的家底：大家认为盖茨是白手起家的，但是，有谁能说明一下为什么当年的蓝色巨人要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签合同？要是换个人可是连IBM董事长的面都见不上的。而这一点可是盖茨的起家之本。答案很简单，因为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谁如果想学盖茨的话，还是先找到有本事的老妈好了——如果求伯君的母亲也这么有背景的话，那金山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了。还有一点，盖茨在微软的股份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22%，剩下的78%在谁手里？谁是微软的真正控制者？大家自己想好了。

马克思说过：“只要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个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是为了防止过度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既便如此，违犯法律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制度使然。让人们首先考虑如何实现个体最优的制度本身就是在放纵人们的贪欲，而所有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是由贪欲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自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努力让人们去控制自己的贪欲、让别人生活的更好。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犯罪行为自然要少的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举个例子，一家私营企业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偷排污水，一家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集体企业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相比之下，哪种企业对社会更有利？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 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礼记》有言：“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做人（即管理自己）和治国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同样必须做到这四点。

现在，我们面临着的是内忧外患：环境恶化在把我们一步步的逼上绝地，这是内忧；国际金融势力不择手段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外患。至于国内的道德沦落、腐败犯罪、内奸卖国等问题的危害都相对小一点，因为在胡主席和温总理的领导下，这些东西很快就可以改变。从大面上看，国际金融势力这个外患也好对付；只要我们内部整顿好了，打倒他们并不难。当然，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如果有可能，我倒希望大家能讲和。因为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特别是在拥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今天。一旦火并，不知道要让多少无辜的生命遭受劫难，不知道又是怎样的一个生灵涂炭的局面。而且，出现这么一个群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错误。当然，如果真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我绝对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正义的。真正的麻烦是我们人类的自杀行为。要想改变这一切只有靠计划经济体制，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然，再这样下去我们会断子绝孙的。

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不论是你工人农民，还是私营业主、精英学者，甚至是国际金融势力的核心人物们，只要你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幸福生活的人，你都必须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是今天继续放纵自己以致于绝了自己子孙后代明天的生路还是今天克制自己的欲望以便为他们的明天留下一片生存空间？

后记：一个月来，没有换成理想的工作，却写完了这篇文章，也算是收之桑榆。当然，在我个人看来，这篇文章应该是我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甚至这个世界所作的最大贡献了。 我希望的是一个海晏河清的世界，愿众生吉祥！

金鸿95 于2008年4月14日

原理篇
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年）坚信“万物皆数”，宇宙间各种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来表达。这时他聪明而天真的学生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却不能用整数之比来表达。

这个发现摧毁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核心，知道希帕索斯开始向别人谈到了他的发现时，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便将希帕索斯扔进大海，残酷的杀害了他。

而在发端于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九章算术》中，已经开始对开方不尽数“以面命之”，并用正方形的“面”来定义无理数；成书于两千年前的《九章算术》已经提出正负数的概念，而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负数概念？德国十六世纪伟大的代数学家史替费尔依旧把负数称为“荒谬”。

西方数学思想的极端落后是欧洲人的愚蠢吗？显然不是，决定人类知识边界的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并企图透过这些个别的物发现背后完美的逻辑形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在买卖、赢余、收付这些日常事物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事物的整体关系，然后才关注具体的个别的“物”。

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打开西方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看到的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其背后的均衡理论。那么人类经济产生的基础环境呢？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始终显示的巨大非均衡呢？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迥异的能力呢？则不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先进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将《管子》一样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中国自古主张“政经一体”，《管子?轻重甲第八十》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时说：“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四六）

当世人看到：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

当世人看到：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

当世人看到：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人类开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明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么装着视而不见，要么将之贬低为“封建”理财学。一句话，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致命基因

今天，当中国诸多学者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维护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整时，他们似乎忘了，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不住推敲的假设沙滩上的，是拙劣模仿动力物理学的结果。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带来人类持久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持续的战争和严重得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末叶，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对新古典主义的大厦修修补补，除了凯恩斯主义，也引入了博弈论、系统论等新的理论工具，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理论体系，关注社会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平衡的趋势——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的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物理学的知识路线。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在1892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展示了物理学家的‘粒子’如何变成经济学家的‘个体’，‘力’如何变成‘边际效应’，‘运动能量’如何变成‘总支出’等等。虽然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舍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核心思想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回荡。”（科马里[美]，《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5页）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个体”，也就是说同质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经济是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推动经济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显得不近情理。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递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道家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管子》轻重十六篇。

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自然原则）

布莱恩?阿瑟必竟是一个没有受过东方文明教育的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存在是能够理解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专家，也会似乎荒唐地解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举例说吧：东西方经济学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只看到“商品”，而是将环境直接纳入经济体系之中，将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即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

《管子》轻重十六篇确有一些错简重复，但仍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体系。轻重十六篇开头就讲不违农时，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论述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

《管子》轻重十六篇最后一章《轻重己第八十五》主要讲的是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文中开篇提纲挈领地指出治国的基础在“因四时理万物”的自然原则，上面说：

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规产生矩，矩产生方位，方位产生正中，正中产生时历，时历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原文：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可一些学者在研究《轻重己第八十五》时，竟然认为本章与经济内容不相关，乃是别篇逸简。连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理解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全貌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不是说文解字就是断章取义，后者常常以“某某人经济思想”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只是管子的思想，那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岂不成为“王莽经济思想”？中国学术体系是一代代先人层层累积的结果，一些学者们按西方私人著述的逻辑生搬硬套地研究中华文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则要求将国家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一方面要按自然时序国家依法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按自然时序国家帮助人们积极开发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管子》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一言以蔽之，实现自然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持久的农业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

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均平原则）

除了宏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思维方式注重事物整体关系的另一种经济学表现形式是关注财富的分配。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特别列出一节谈《管子》的“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二）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在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他比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能更深刻体会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危害。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ll ）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二"六三）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呢？它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管子》轻重十六篇不大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并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发展。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市场中会自然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所以满足于将发展经济，将“财富蛋糕”作大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怎要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都不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搞，2001年“9?11”事件后尤烈！）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上面说：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那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作者将巨大的社会贫富鸿沟称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互相奴役（民更相制），与上面《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民下相役”同义，不过这里强调的主要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核心仍然是国家要直接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

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原文：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为了防止《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所说的百姓“重贫”的出现，高利贷的发生，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到农村的信贷中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反而因为“现代化”而萎缩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来说，农村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位的。此篇将对农民的支持提高到了国家安危的高度，核心是国家控制农村金融体系，“利出一孔”，防止农民为商业资本集团所左右。《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论述说：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为交税而急于抛售自己的产品往往降价一半，产品因此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王业。”（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假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

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储备原则）
(2008-5-04 18:33:16)
原理篇 轻重理论的再生
在《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中，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除了垄断自然资源，还要进行大量的商品储备。政府要防止自然灾害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将储备原则和自然原则并列，指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总是趋向于将人看作无区别的“原子”，无论是“选民”还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这样。而在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人与人总是不同的，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人的社会生活起点也不同，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是存在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调整组织经济生活，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除了一般的轻重之术，必要时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手段或采用直接救济的方法。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谈到用国家储备粮用以帮助穷困，以工代赈时说：

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原文：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谈到春季国家政策时，还提出要直接救济弱者，如果路上有乞丐，那么当问责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当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豪华的都市无所不在的乞丐，我们能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进步吗？《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说：

民之无父无母者，叫作孤子；无妻无子者，叫作老鳏；无夫无子者，叫作老寡。这三种人，都应依靠官府生活。无论能做事或不能做事，都应按其自报的条件进行供养而不可遗弃。官府多收养者有功，少者有罪。所以，路上不能有乞食的。如有乞食者，就要归罪于宰相了。这是天子春天的政令。（原文：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如果说曾经称霸中国的齐国没有乞丐，那么一些人肯定会嗤之以鼻，不过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乞丐这些人倒是相信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才三十年；今天我们确实能够清楚看到的是，《管子》的作者已经开始反对消费主义的和依附型的经济，前者是今天美欧国家典型的经济特征，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刺激消费，其国家和国民的负债率都很高；依附型的经济是太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绝路，特别是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已经成为那里的贫困之源。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仲》的作者强调积累（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泰奢”这个虚拟人物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上面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梁启超以为，“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一）

《管子》在的经济思想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1789"1846）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截止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发展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联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13页）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美国人鼓吹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代名词，中国主张西化的人忘记了李斯特的教导，中国主张本土文化的人又忘了《管子》的劝诫，今天，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成了异端。大家人人争着跟国际接轨——在跟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至少不能割断本土文明的脐带，否则我们会贫血而死！

对于“佚田”主张依赖储侯外援，经济放任的思想，《管子》的作者则指出，对外依附型的经济是不可取的，只有国家有丰厚的物质储备，才能国富民强，战无不胜。《管子?事语第七十一》写道：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作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训练有素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原文：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天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肥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

必须指出的是，《管子》并不是一味反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那些资源基础薄弱的国家，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土壤漏失水分，无法生产粮食的国家，《管子》主张发展林木业，制造用精美木器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上有：“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梁启超对《管子》作者因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线的思想赞美有加，并以现代各国崛起的历史证明之：“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七一）

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

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济思想史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管子》的作者一方面一以贯之的反对儒家以轻税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反对对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认为“官百能”、“发民”会使人失去积极性，而是对有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奖励（详见《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请问教数”部分）；管子的作者也不主张今天流行一时的混合经济，《管子》轻重十六篇提倡的是一种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通过对虚似人物梁聚轻税思想的批判，指出政府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管子》的作者反对轻税思想并不意味着主张重税思想，它更重视“轻重之术”。税收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显然没有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作用突出，难怪梁启超将《管子》以不收租税为原则的财政政策称之为“无税主义”。《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廪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紧接着驳斥“请士”的“官百能”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官营手工业体制的解体。上面说：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不仅对士阶层，《管子》的作者还反对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征发百姓进行生产，认为那样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痛恨，人心涣散。最好的办法是让民间商业自由发展，政府调节市场。《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在论及“官山海”的具体政策时，以铁的生产为例说：

桓公说：“衡对我讲：‘一个农夫的生产，必须有犁、大锄、镰、小锄、鎒 、短镰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农夫。一个造车工匠，必须有斧、锯、铁钉、钻、凿、轴铁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车匠。一个女工，必须有刀、椎、针、长针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女工。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了。”（原文：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

管子这种公私兼顾的经营模式，不直接税于民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足见管子经济财政思想影响之大。梁启超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对《管子》的铁官设置高度不满，却对《管子》制定的盐政高度赞美，不知何故。他可能受到了汉儒对铁官激烈抨击的影响（如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可当时汉儒同样攻击盐的专卖政策。梁启超认为管子是将盐税作为间接税最早的人，远早于西方各国，他写道：

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而已。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敝。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然废者不过二三国。岂非以每人所课者极微，而政府所得者极丰乎？秦西各国之国税，前此皆以直接税为中坚。今则殆皆以间接税为中坚。盖负担之普及，收税费之节省，人民之不感苦痛，皆间接税之特长。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七）

至少到汉武帝时代，管子的基本经济思想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贯彻。当时一方面抑制兼并，防止剥削（役利细民），维持百姓均平，另一方面将孔仅、东郭咸阳等商人吸纳进政府，让他们为国效力，其治绩是显著的。据《史记?平准书》载：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县。”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原文：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擅管山海之货，以至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超越计划与市场的形而上的争论，我们看到了《管子》轻重十六篇中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在二十一世纪的晨光中，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显得太古老，以至于长期内我们忘记了她的存在；她又太新生，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全面理解她

《管子》
1.伊尹之谋

题解：伊尹是商初重臣，在商灭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尹之谋与兵法《三十六计》“美人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资源，“致天下之财”的方法。《管子》的作者认为，只有吸引天下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国家才能生存发展，所谓“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想想今天之中国，利权大失，成了“世界工厂”；美国欧洲却成为国人趋之若鹜之地，甚至是“自由世界的天堂”，真怕“国将不国”了！

白话：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

原文：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2.商汤之谋

题解：原文中作“汤之阴谋”。明儒赵用贤（1535-1596）称：“汤以至仁伐暴，何必如此？是战国阴阳之说，非管氏语也。”近人马非百称“赵说迂拘可笑”。通过收买高级官员的办法实现政治经济目的，是古今中外战略家常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常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向中国高级领导人“布道”，比如劝说中国持有大量美元，比如诱骗中国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就会二十年超过日本等等。这恐怕是另类的“汤之阴谋”吧，只不过这里连钱都不用花，为中国精英集团洗脑就行了！

白话：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桀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桀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汤的机密策略。”

原文：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3.士室之谋

题解：这里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办公居住之处。士室之谋用行政手段垄断商品，人为提高商品价格获取财政收入，实现社会的转移支付。历史上这种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撑才能实现。如果单凭穿丧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实现“损有余，补不足”的调控目标的。士室之谋的目的是抚恤战士，是法家“显耕战之士”的直接体现。

白话：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原文：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荼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4.杠池之谋

题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利用他国的资源。古书《道若秘》上说“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显然《管子》的作者将商业放到了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通过人为增加需求的办法提高价格，敛天下之财，是杠池之谋的核心所在。与西方常见的政策不同，这里需求的增加不是靠公共工程，而是靠加大物资（此处为牛马）的消耗，进行抬高这些物资的价格。

白话：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原文：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辇，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5.鹄鹍之谋

题解：鹄（hú），天鹅；鹍（kūn），鹍鸡。《管子?权修第三》说：“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不仅适用于政治，也适应于经济。通过重奖那些射猎飞得高的天鹅、鹍鸡的人家，驱使人们改良弓箭的质量，此真为不言之教！如果整个国家形成了某种好的风气，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民族尚武，那么这个国家的军工业一定会更容易取得发展。瑞士人尚武，其军刀质量横绝天下即为一例。

白话：

桓公说：“我们的弓弩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鹍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鹍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扭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鹍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鹍鸡、天鹅和大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棐擏”，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原文：

桓公曰：“弓弩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弩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鸨之通远。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三月解医，弓弩无匡(车多)者。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弩不能中鹍鸡鹄鸨。彼十钧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医而弓弩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